格不同,时有摩擦,胡适以此为题,写幽默诗;江冬秀不会写诗,可是也会幽默,她跟人说胡适房子给活人住地方少,给死人住地方多——他那些书作者都是已故人。他们在北京时,胡适每逢星期天大开中门会客,不论认识或不认识人都欢迎到访,江冬秀称之为“做礼拜”。要是大家撇开看重学问看低麻将传统,他们是各有所好,各有坚持,结果自然是要互相容忍。再说,们环顾身边亲戚朋友,也有不少人受过大学教育,而与江冬秀兴趣相同——偏爱麻将和武侠小说,可见这是个性使然,不定跟文化程度有关。
唐德刚总结江冬秀生,说她是“千万个苦难少女中最幸运最不寻常例外”。正因如此,她不囿于任何框框,既不是“从夫”“从子”式传统女性,也不是夫唱妇随式新派芸娘,更不是爱时髦打扮洋化太太。随着客观环境改变,她作出最切合自己个性选择,就像面对自助餐,只选合口味菜式,哪管他人如何看自己拼凑。朴素、节俭、果断、行善是她天性;驭夫、写白话、打抱不平是客观环境提供机会。
胡适晚年曾说,他从来没影响过他太太,听来有点苦涩。其实江冬秀婚后学会用白话与亲友通信,完全是胡适功劳,她对官场和政治看法,很大程度建基于在胡家多年接触圈子。让他耿耿于怀大概有两件事:第是江冬秀不信西医,他认为这影响子女健康。民国初年很多人都认为西医会拿病人做实验,不信西医可不止江冬秀;何况她在北京那些年,也出过西医误诊、病人丧命例子——梁启超1926年在协和医院动手术出错,延至1929年初逝世,其间传闻极多,这样情况不免加强江冬秀对西医顾忌。第二则是麻将,胡适认为太太因而疏于管教儿子。他们两人对亲子关系看法大不相同,胡适提倡视子女为朋友,江冬秀奉行传统“骂是爱,打是疼”(对丈夫也如此)。但儿子管不好,为什责任都要归女方呢?为什不是文化程度高那位多负责任呢?胡适研究中国文化,怎忘儒家说切从“齐家”做起,古语说“养不教,父之过”呢?真要打倒封建传统,也该打倒把切归罪女性传统。
江冬秀不是传统贤妻良母,所以她没有乖乖地跟着丈夫回台湾;她也不是新派贤妻良母,所以丈夫怪她不肯花时间教导儿子。她没有上过新派学堂,没有自己职业,按五四时期新文化年代风尚,说不上是“新女性”。可是她绝对有独立个性,也有独立人格和独立观点,这不也是“新女性”定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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