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直很忠诚。曾国藩从京城回湖南组织湘军,正是为响应《论语》中句话:礼失而求诸野。曾国藩含辛茹苦十数载,出生入死,终于完成替朝廷分忧初衷。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手握重兵,权力巨大。但曾国藩直很清醒,他深知“功高盖主”隐患,主动急流勇退,不仅解散湘军,而且多次陈明心迹,倾心于老庄。曾国藩正是以他过人智慧和洞察力,保全自己,也保全自己名节。
曾国藩确算是中国传统文化冶炼出典型人物。无论从哪方面说,曾国藩都可谓是晚清第人。曾国藩巨大内心力量支撑着他人格和境界,在这种浩然之气支撑下,曾国藩对于人生有大彻大悟看法: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万事万物不勉强为之,但自己又必须在人生中尽最大努力。在曾国藩晚年,虽然他目睹太多丑恶,也被迫做过许多妥协来获取来之不易胜利,但曾国藩直坚持自己观点:即不道德社会归根到底定要由有道德之士来纠正,树立正确道德准则和态度必须成为首要目标,经世致用之术不管多重要,必须处于从属地位。曾国藩是用心良苦,也是值得赞颂,但曾国藩完美旧人格在清末乱世中,不免“虎落平川”。诚实变成迂腐,信用招致欺凌,切都是阴差阳错。以曾国藩知识结构,当他面对欧洲宽广、陌生、富有侵略性强势文化时,便有点力不从心。正因如此,在晚清乱世之中,曾国藩显得“缓慢呆板”,点也不如李鸿章“如鱼得水”。
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明显地更适应晚清那个乱世。他既有士大夫高贵,也带有草根刁滑,那是种弱者智慧,务劳务实,精明狡诈。李鸿章借此以应付乱世,要比曾国藩那种成不变正统有效得多。李鸿章是从底层上来个农村小知识分子,这样草根经验,使得他对于些非正常手腕和方式非常熟悉,在实践中也能亲身感受到这种方法所带来好处。从李鸿章与淮军关系中就可以看出,李鸿章才不像曾国藩那样无限忠诚地主动解散淮军呢,他直把淮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上,让这支部队有着极强私人性和专属性。淮军直忠于李鸿章,虽经中法、中日战争,再受创。直到1900年庚子事变,聂士成壮烈战死,淮军彻底覆灭,李鸿章算是输得精光。个人在长达数十年时间里拥有支强大部队,这点,足见李鸿章功力之深。不仅如此,李鸿章还自觉不自觉地在政治、外交以及很多方面运用这种手段,这种手段让李鸿章屡试不爽。
尽管李鸿章这种极其实用处世方式给他带来成功,也带来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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