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事欠妥,对曾国藩影响是巨大,曾国藩伤心地说自己是“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变得心情抑郁、衰颓日甚,终于在年后郁郁而终。
曾国藩与李鸿章在处理洋务时不同方法,与他们学养和性格有关。当然,如果从更深层次意义上来说,在曾国藩和李鸿章身上,还体现着中国文化所隐藏着很多内在特质。中国文化不是完全儒文化,它实际上是儒释道体化,“温良恭俭让”只是表面价值观,在暗地里,阴谋与心计无孔不入;当功名利禄受挫之后,往往又会洁身自好,甚至产生空感受,偏向于出世——这就是道家和佛家教义。
曾国藩是个读书人,他身上携带宽厚、智慧、诚实人格特征,是“仁”集中体现,曾国藩可以说是中国精英文化个集大成者,个谦谦君子。在他身上,充分体现儒家王道,体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孜孜追求。于儒学来说,曾国藩是几近完美——于家庭,于同僚,于君主,在立德、立行、立言上,曾国藩都臻于极致。于家庭,曾国藩出身寒门,即使后来官位显赫,但他直简朴务实,保留耕读之家本色。曾国藩生身体力行,严以律己。在对子女和亲属教育上,曾国藩虽然戎马倥偬,西征北讨,但他直不放松对子女教育,坚持言传身教。优良家风,良好教育,使得曾氏门人才辈出:其长子纪泽精通诗文书画,是晚清出色外交官;其次子纪鸿喜爱自然科学,在数学研究上造诣较深,可惜英年早逝;其孙辈曾宝荪、曾约农后来都成为著名教育家和学者。
于同僚,曾国藩直宽厚为上,以仁待人。比如说,对于左宗棠,曾国藩有着知遇之恩,但左宗棠直恃才自傲,出语尖刻。每到此时,曾国藩总是睁只眼闭只眼,淡化处理,在把握住大局基础上,有时也做必要妥协。曾国藩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他幕僚中,许多都是原先科场和官场不得志者,经他发现、调教、保举,不少人都出将入相,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等。他手下涌现出批经天纬地之才干,比如说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沈葆桢、丁日昌、曾国荃、彭玉麟、杨岳斌、刘蓉、李瀚章、李续宾、刘坤、李宗羲、钱应溥、梅启照、倪文蔚等。此外,在曾国藩幕府中,还有批才高八斗学人,比如薛福成、吴汝纶、李善兰、徐寿、华蘅芳、黎庶昌、俞樾、赵烈文、容闳、陈兰彬等。这些人才和睦相处,与曾国藩妥善处理各式各样人际关系有关。有容乃大,这是湘军集团在军事、政治上获得成功至关重要原因。
于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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