酉刻,与纪泽儿谈出处进退之道。……日内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者,则以饷项太绌,恐金陵兵哗,功败垂成,徽州贼多,恐三城全失,贻患江西;则以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擅权专利。江西争厘之事不胜,则饷缺兵溃,固属可虑;胜则专利之名尤著,亦为可惧。反复筹思,惟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庶几害取其轻之义。若能从此事机日顺,四海销兵不用,吾引退而长终山林,不复出而与闻政事,则公私之幸也。
措辞失当者,请旨饬下沈葆桢多抄数件进呈。倘蒙皇上摘出指示,或有显过,臣固甘受谴罚;即有隐匿,臣亦必痛自惩艾。若臣返躬内省,则自觉对沈葆桢而无愧,即讯诸大廷、质诸鬼神而无惭。而沈葆桢专尚客气,不顾情理,实有令人难堪者,臣亦不复能隐忍不言矣。(38)
也就是说,除这两次争饷中公文之外,他与沈葆桢之间公文来往还有很多。他也请沈葆桢都发给皇上,请朝廷看看其中有没有任何句涉及挟权欺人、市德卖好、措辞不够客气地方。如果有,请皇上指出,他甘受惩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沈葆桢这个人做事,专尚意气,不顾情理,让他这个上司实在不能忍受,不能再退让。
这封奏折文字稍嫌激烈,不过数年积郁至此发,也是理所当然。毕竟把矛盾彻底揭开,理由又如此充分,以宰牛刀杀鸡,曾国藩认为朝廷支持自己应该没有问题。
谁知朝廷回复大出他意料。
太国天国兴起,内外交困之下,清廷和地方已经形成“外强中干”局面。奕和慈禧上台之初,曾将天下资源全力向曾国藩倾斜。而现在,形势已经今非昔比,因为除南京之外,其他地方都大局已定,拿下南京只是时间问题。朝廷注意力已经开始从对付太平军转移到对付湘军。
为避免地方势力尾大不掉,朝廷计划要对湘军集团采取“分而治之”政策,竭力将权力收归中央。现在,湘军集团成员之间矛盾,bao露,为朝廷施展政治手段提供空间。
因此,在曾国藩和沈葆桢矛盾中,中央选择偏袒沈葆桢。这是枚可以用来牵制和制衡曾国藩重要棋子。沈葆桢截留这些财源本来没有道理,朝廷却判定江西这些钱,曾国藩和沈葆桢两家各分半:
其江西茶税、牙厘,拟照该抚所请,即归江西本省经收,分提半作为该省防饷,其余半仍归曾国藩军营。(39)
从表面上看,清朝z.府左右为难,只好做和事佬,实际上这次斗争结果,还是以沈葆桢胜利而告终。
曾国藩对此感觉非常意外,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朝廷怀疑他权力太大抑制措施。他在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日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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