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之间，此不待智者而知也”(55)，不仅没有
点儿商量
口气，而且还略带嘲讽之意。为
防止骆秉章干预他募练水师，他又在信中早早地表明态度：“其水路筹备端，则听侍（曾自称）在此兴办，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56)仍是副舍
其谁、比谁都高明架势。
怪不得当日骆秉章批评他刚愎自用。骆秉章回信原话是说他：“行事犹是独行己见，不能择善而从，故进言者安于缄默，引身而退。”(57)说他做事听不进别人意见，所以也就没人愿意给他出主意。当时听这话，他不以为然，今天想来，才发现确实说到自己痛处。他在给弟弟信中承认说：“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惟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憾无极！”(58)
曾国藩回忆起在湖南时朋友们对他批评：“近日友朋致书规，多疑近于妒功嫉能，忮薄险狠者之所为，遂使愤恨无已……仆之不能推诚与人，盖有岁年。”(59)
朋友们不能理解他，难道都是因为不明大义，身处局外？他自己就没有任何责任？“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圣人之言，他虽然耳熟能详，实际上没有真正做到过。
他又想起弟弟对自己批评：“曾记咸丰七年冬，余咎骆文、文、耆待之薄，温甫则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难堪。’”(60)
温甫是三弟曾国华。亲兄弟比别人说话更直接。确实，面对官场同僚，他确实常以圣贤自命，而以小人目人，面色如铁，话语如刀。
不光是对同僚，就是对自己亲兄弟，他也成天副“唯正确”“你们都不争气”神气，处处批评教训，弄得当年国荃、国华到北京投奔他，结果都待不多久就返乡。设身处地，推己及人，那些自尊心受挫同僚当然也会以冷面冷心甚至排斥辱骂来对待他。
曾国藩在家中致信各位好友，请大家给他多提意见，帮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咸丰七年（1857）底，曾国藩朋友，曾经给他做过幕友罗汝怀寄来封长信。信中说：
唁慰之书俱付阙如者，良以阁下此次遭变，与寻常之以忧归者有殊，既不敢轻易措辞，亦不欲徒为世俗周旋之语，故遂已焉。继闻阁下以外人督过博谘众论以求是。……今者天恩高厚，许遂私情，贼势衰微，不相敦逼，愿偿志遂，何幸如之，乃复追寻怨怼，苦索瘢疣，不用雅驯之辞，惟抒愤懑之气，见与人书。亦何弗游心广大之域，而欲与担夫争道悍妇诟室邪？是殆德性问学之中或有窒阂之未辟，渣滓之未融已？
也就是说，你丁忧回家后，没给你写吊唁信，是因为你这次回家，不仅是因为奔丧，还有更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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