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勇气，而且信中提到
既是私人事，她还得请自己兄弟帮忙写信。可是信到
北京，只引起周树人更强反感，在日记中斥之为“颇谬”，根本没有回信。事实上，朱安和丈夫婚后长期分隔两地，从没有直接通信，所有消息都只在母子来往信件中转达。虽说这在当时传统家庭是正常现象，但周树人此时却和弟妇羽太信子有频密书信往还。对朱安来说，她熟悉世界出现
个断层，让她觉得愈来愈难以理解。
1916年底是鲁瑞六十大寿，周树人从北京回到绍兴贺寿，住四个星期。这在朱安来说是个忙碌时间：作为长媳，筹备庆祝工作都落到她头上；羽太信子对中国习俗认识和社会关系都不深，自然帮不上大忙。朱安在大家族中运作自如，是她得到婆婆喜爱个主要原因；鲁瑞在生活上已变得很依赖她。
正因如此，1919年鲁迅决定举家移居北京时，朱安去留并不是个疑问：她作为周家分子地位是稳固。她知道这次北上，和娘家可能再无后会之期，所以与寡母、兄弟、弟媳和侄子合照留念。离开绍兴当天，她胞妹在码头送行。
北京生活
1919年12月24日，周家开始前后五天旅程，乘船离开绍兴，再换火车往北京。这是朱安生头次，也是唯次长途旅行，途中接触到尽是陌生环境和事物；这份断根滋味将会陪伴她辈子。
朱安到北京，就要面对新生活，但要建立起新生活方式对她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她在这个地方连语言也说不通，而离开大家族支持，在周家兄弟同住环境里，她变得孤立无援。主持北京八道湾家务是羽太信子：和绍兴相比，北京为个日本女人提供很多机会和社会关系，何况她妹妹已经嫁周家三弟建人，加固她阵线。在北京生活环境之中，婆婆鲁瑞是朱安身边唯没有改变环。
相对于绍兴家，周家在八道湾三进房子很宽敞，这更增加朱安孤独感。鲁迅住在前进，朱安和鲁瑞住第二进，周作人、建人两家住在房子第三进。据说羽太信子有时候会吩咐儿女别理睬“那孤老太婆”。朱安每天任务就是下厨弄几味绍兴菜，来是由于鲁瑞习惯吃家乡菜，二来这也是她和故乡保持丝联系。至于和绍兴娘家通信，朱安极可能要依赖外人。以周家兄弟当时在文坛盛名来说，这实在有点讽刺，但新环境令朱安深切地体会到她和周家其他人之间那道鸿沟，因此自卑感更重，在这种情况下，要在家中找人帮忙写信实在很难。
迁居北京后，朱安才第次接触到丈夫工作与生活，虽然只能旁观，但她也明白鲁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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