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抛弃,那所有报复性动机也应剔除。既然犯罪和疾病被等量齐观,这就意味着们专家冠之以“疾病”心理情况可以犯罪对待,并对其实施强制性治疗措施。因此,如果种让z.府不满行为,即便与道德罪性无关,本不应被剥夺自由,z.府也可对其“治疗”,而人却无法辩解,因为们专家根本就不使用应受惩罚性和刑罚这种概念,而是以疾病和矫正取而代之。比如,有些心理学专家已经将宗教视为精神疾病。当这种特别精神疾病让z.府觉得不爽,如何阻止z.府去实施“矫正”呢?虽然这种矫正明显是强制性,但却披着人道主义外衣,并不使用让人胆战心惊“逮捕”之名,而使用是“治疗”这种“优雅”手段。事实上,在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预防刑”和“矫正刑”诞生之地,法西斯专政曾经极大地利用这种所谓“科学”大行残,bao。[107]
“预防刑”后果更为可怕。当惩罚个人是为将其作为对其他人进行威慑范例,你只是把他作为实现他人目工具。这本身就是种非常邪恶事情。如果刑罚正当化基础不再是应受惩罚性,而是预防有效性,那惩罚罪犯也就没有必要要求他定要实施犯罪。
仁慈是与公正相对应,离开公正,仁慈也不复存在。正如C.S.路易斯所言:仁慈只有当其生长于正义岩石缝隙中,才能开花。若将其移至人道主义泥沼,它将变成食人草,而其可怕之处更甚,因为它依然顶着可爱绿植之名。[108]
斯蒂芬对人道教和博爱理论批评,也许可以让们走出狂热理想主义,意识到人道主义有可能导致人道灾难。
六、结语
《自由·平等·博爱》书告诉们,那些深入人心大词,含义往往非常模糊,它在鼓动人们情绪同时也很有可能走向倡导者始料未及反面。当然,“社会和政治术语必然是模糊。试图使政治词汇变得太精确便有可能使之变得无用。但是让词用法宽泛到超出必要程度,对真理也是无益”[109]。
们今天法学研究也有许多彼此对立超级词汇,们因着这些词汇,彼此攻击,营造出种人为理论繁荣。但是,们很少深究这些词汇缘起,也很少意识到这些彼此对立词汇本身模糊性使得它们之间具有种相容性。
以赛亚·伯林曾将思想家分为刺猬代表元论,与狐狸代表多元论。显然,元论以及对单标准信仰,无论对于理智还是对于情绪,常常被证明是个深刻满足之源。[110]但是,元论思维却在人类历史上带来无数浩劫。
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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