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这些古墓群多数被盗掘，考察结果不尽如人意。无论是敦煌地区
石窟艺术，还是敦煌和西域考古，向达先生都贡献卓著。[10]他
些文章后来被收录进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书中。
向达先生拥有百折不回坚忍品格和世界性学术眼光。正是这种可贵人格和深厚学术造诣，才使他在那样艰苦条件下为敦煌学发展做出令人叹服学术贡献。[11]
遗憾是，1966年“文化大g,m”爆发，向达和许多北大学者样被下放劳动，身患尿毒症却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在“坐飞机”之后，还要接受无休止劳改、批斗和折磨。北大历史系邹衡教授记下向达先生惨遭批斗、备受凌辱惨状：他被剃光头，被迫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房檐瓦上“坐飞机”，跪就是几个小时……非常不幸，那样强壮个人，过不久就去世。
常书鸿先生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
常书鸿先生是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开创者和奠基者，是敦煌研究院前身—成立于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首任所长。
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与于右任先生有很大关系。
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威望很高。他本人出生于陕西三原，母亲是甘肃静宁人，所以对甘肃这个地方很有感情。他出任国民z.府监察院院长期间，来甘肃视察，解政情并参观些名胜古迹。于右任于1941年10月5日，抵达莫高窟参观，在参观洞窟之后，挥毫题写“莫高窟”三个大字。
刚到敦煌时，还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北侧大门门楣上看到过这三个大字。
他到敦煌莫高窟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在莫高窟临摹壁画张大千邀于右任去他临时住所吃饭赏月。席间，他们就谈起莫高窟文物破坏严重，长期得不到重视与保护，不断遭到掠夺和破坏问题。大家都深感有必要成立个研究保护机构。于右任在后来写八首《敦煌记事诗》中，表达他当时急切心情。在敦煌巡视数天后，10月13日，于右任又兴致勃勃地去距离敦煌百多公里安西榆林窟，还写下《万佛峡纪行诗》四首。
1941年12月15日，于右任完成西北考察之后，返抵重庆。1942年1月12日在第七十五次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上，他提交“请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交教育部负责筹划，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以期保存千佛洞（莫高窟）等处壁画”议案。会议决定“原则通过，交教育部”。这建议还以《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为题，发表在1942年《文史杂志》第二卷第四期。
于右任起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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