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在纽约过时蘑菇色风衣,眼看后现代艺术种种花样,静静地站着——有点像个佩刀剑人当场发现对方握着手枪——出来后,路边点烟,他平静地说:“过时。米罗、克利、马蒂斯、毕加索……都过时啦!”
当然。都过时:林风眠、陈士文、战后嘉年华、李梦熊,还有他自己。目击纽约满目皆是后现代艺术,木心评语既狡黠,又诚恳,忽而拉孔夫子那句话:“思无邪。”从未明白这句话,但明白,他是在上海记忆和庞大纽约之间,为至少两代人失落,寻找平衡。这平衡,先得借助语言,只能借助语言。
那批抽象石版画专注性,活像孩子学会新游戏(猜,艺专时期孙牧心玩弄塞尚“味道”时,同样兴奋),但他知道,那只是少壮妄想,老来偿还。九九三年获得绿卡,他不必再上学,便扔开玩具,再没碰过“纯抽象”。他也不再写被他称为“粉墨登场”意识流散文,虽然那批散文远远超过他早年写作。
现在,自由和讯息不再稀缺,渐渐地,这个上海人蜕变为纽约人。但他隐然存新心事,同时,斜靠着,维系旧姿态:清醒,骄傲,沉默,和上海时期样,做局外人。
为什呢?
“在巴黎,写作更捷克”,木心喜欢昆德拉这句话,那是他热衷修辞。但局外人真实语境,至少,以目击木心,可能与流亡巴黎三十年波兰人盖德洛维奇更相似——不是指他俩事业,而是,身处西方而如何安顿自己——当这位波兰人被问到西方是否对他发生影响,他直截当地回答:“没有。”问他是否试图影响西方,他说:“那毫无意义。”法国知识界没人注意他(日后他被认为是卓越“冷战自由主义者”,对扭转波兰局势,影响至巨),同样,纽约也不知道她居民中有位来自上海世界主义作家(直到这两年木心纪录片在纽约、波士顿、加州公映)。
昆德拉与盖德洛维奇们,究竟是西方人。他们从未体验过木心式孤立和无援。他所能拥有自主,是躲在家,伴守自己绝对弱势:早年,他不趋上海“时”,晚年,不趋纽约“时”。
“现代艺术是纸花。”日后愈加熟悉纽约(亦即现代世界),木心这样写道。愈来愈多地目击实验艺术无所不为、无所顾忌,他又借助词语:“古典艺术,比崇高,现代艺术,比无耻。”他说得对吗?其实,这与他当年怂恿乃师“进入纯抽象”,是回事。
起先他常和起看惠特尼双年展种种前卫花招,在若干观念作品前,由衷赞美,说出令惊异断语——可惜记不得——九十年代他渐渐不再出外四看,唯听说说。试着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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