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天津教案
样，1868年8月22日发生
扬州教案，也是因谣言而起。案发前，扬州城内哄传传教士爱挖人眼睛，爱吃中国小孩子肉：“教士系耶稣教匪，遇有临死之人挖取眼睛，所盖育婴堂系食小儿肉而设。”(56)但是曾国藩调查之后发现，这些纯粹是子虚乌有，婴儿死亡是因为疾病与保姆照顾不周：“婴孩死伤虽多，并无挖眼挖心等弊；是医生与乳妈之咎，并无教主之过。”(57)
但是慈禧太后和朝中些大臣却对谣言半信半疑。“太后亦信仁慈堂存有眼睛等物，其谕曾国藩曰：‘百
52)
中国现在军队战争力不行，几乎没有海军，根本没有抵御海上侵略能力。欧洲各国几十上百年来专意研究战争，并且致对付中国。
们能在个口岸防范，却不能防范所有口岸。也许能侥幸在场战争中取胜，却无法常年与西方对抗。能够抵抗国，却无法与各国同时作战。今天为
发泄民族情绪打场仗固然不难，但是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曾国藩贯主张“明强”，就是说，在判断分析形势基础上，才能决定是使强还是使柔。中国和西方军事实力差距太大，避战显然是明智选择。“故……办理此事，不惮委曲迁就，躬冒不韪，冀以消弭衅端。”(53)所以他才定下“不开兵端”宗旨。
至于将三名中国*员撤职，以向法方表示中国处理此案诚意，则是基于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形成“诚信”外交观。关于曾国藩诚信外交观，们在前面洋务运动章已经有详细阐述。
正是基于诚信外交思路，曾国藩把处理教案核心，放到查明“挖眼剜心”到底有无其事上。
曾国藩深知，教堂是否有主使迷拐和挖眼剖心之事，是此案之“关键”。曾国藩说：“总以武兰珍是否果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确有证据，为案中最要关键，审虚则洋人理直，审实则洋人理曲。”(54)
如果果然如天津百姓所说，教堂雇人“迷拐”中国儿童，“挖眼剜心”用来做药，那
此案就是洋人理亏，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公布他们野蛮行径，他们也自然难以提出非理要求。如果这些都是子虚乌有，那显然是中方理亏，只能认错赔钱，老老实实处理罪犯。
朝廷对曾国藩这说法也十分赞成，慈禧太后批示说：“可谓切中事理。要言不烦。”(55)
从表面上看，朝廷和曾国藩在这点上有高度共识。然而，他们对这“关键”判断其实是不同。
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以前，处理过扬州教案，那次经历让他明白，所谓洋人挖眼剖心应该并无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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