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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也。”(81)
这道奏折颇得皇帝欢心，说：“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对曾国藩
印象有
初步好转。
第三，他不再慎于保举，而是“同流合污”。
晚清军队，“滥举”之风很盛。每有小胜，领兵大员都会拼命保举自己属下，不管出没出力，上没上战场，都会均沾好处。曾国藩领兵之初，因痛恨此风，从不滥举。咸丰四年（1854），他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出征队伍百分之三。相比之下，胡林翼攻占武汉
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投曾不如投胡，许多曾国藩挽留不住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
曾国藩原“以忠诚为天下倡”，以为仅凭忠义相激，就可以让部下出生入死。但阅历既久，才发现真正抱道之士并不如他想象中那样多。他认识到“不妄保举，不乱用钱”，则“人心不附”。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因此复出之后，曾国藩“揣摩风会，变前志”，大力保举，将朝廷名器当作自己私恩。在升任两江总督后不久，他写信给曾国荃说：
周俊大兄……昨来家中，以久试不进，欲投营博功名……渠若果至吉营，望弟即日填功牌送之，兼送以来往途费。如有机可假，或恰逢克复之日，则望保以从九县丞之类……以全余多年旧好。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为诟病。近日揣摩风会，变前志。上次有孙、韩、王之托，此次又有周君之托，盖亦情之不得已者。(82)
他要弟弟移花接木，给从未上战场周氏送上顶九品乌纱。这表明，在官场混迹多年曾国藩不再是愤世嫉俗愤怒青年，而已成为善于“揣摩风会”油滑官僚。他已把当年痛斥“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看作正常现象，并身体力行。到后来，他不但自己勇于保举，甚至鼓励部下不要有太多顾虑而放手保举：“鄙人前衔奏补实缺，最足新耳目而鼓士气，不可畏干部诘而预自缩手也。”(83)
就这样，曾国藩完成自己“中年变法”。用他自己话说：“自八年夏间再出视师，痛改前此客气用事之弊，以勤字自勖。”李鼎芳说则：“国藩（对罗汝怀信）能虚怀而接受之，其咸丰八年（1858）以后之立身行事宜乎受其影响。……待人接物，前后势若两人矣。”(84)
(1)《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302页。
(2)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3，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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