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后，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
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
原来对那些无用官样文章，他不理不睬，现在则每信必复。他对老朋友检讨说，以前“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因此“此次再赴军中，消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见，虚与委蛇，绝去町畦。无不复之缄咨，无不批之禀牍，小物克勤，酬应少周，借以稍息浮言”。(74)
此前，他对人总是持有
种“众人皆醉
独醒”心态。现在，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地体谅他们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必要时“啖之以厚利”。
以前曾国藩是斑马群中野马，自然引起斑马们群起攻击。现在他也涂上
斑纹，以便让斑马们误认为自己是他们同类。然而这番变化太过迅速，甚至引起好友们误解。郭嵩焘说：“曾司马再出，颇务委曲周全。龙翰臣方伯寓书少鹤，言司马再至江西，人人惬望，而渠独以为忧。忧其毁方瓦合，而任事之气不如前此之坚也。”(75)胡林翼则说他“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76)。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寸心之沉毅愤发……尚不如前次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次。”(77)
然而这做法在官场上却如鱼得水，“再至江西，人人惬望”(78)，从此他用人备饷比以前大为顺利。他自己也满意地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79)
第二，他对皇帝，不再那
直言不讳，而是学会打太极拳。曾氏早年奏折，“戆直激切，不讲究方式方法”，那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曾惹得皇帝大怒，差点儿引来杀身之祸。练兵之初，曾国藩不光对同僚不假辞色，甚至对皇帝说话也句句如钢似铁。皇帝给他下过多次指示，都被他以不合实际为由直接顶回去。
这些奏折，在皇帝头脑中强化曾国藩勇于犯上、桀骜不驯、难以驾驭印象。这也是皇帝对他不能信任、不敢给他大权重要原因之。
而再次出山之后，他奏事风格大变。皇帝命他再出之旨六月初三日奉到，初七日他就启程上路。所上《恭报启程日期折》，平实沉稳，非常谦逊。无丝毫讨价还价之意，他说：
臣才质凡陋，频年饱历忧虞，待罪行间，过多功寡。伏蒙皇上鸿慈，曲加矜宥，惟有殚竭愚忱，慎勉襄事，以求稍纾宵旰忧勤。(80)
这实际上也是个检讨。咸丰皇帝看，非常满意，批复：“汝此次奉命即行，足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俟抵营后，迅将如何布置进剿机宜，由驿驰奏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可能部分章节内容会丢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