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全部转移给周海婴。
1947年6月29日，朱安在北京病逝。虽然她到最后身体已非常衰弱，但脑筋仍然很清醒，后事要穿
衣服也列出
清单。她遗愿是葬在上海鲁迅墓旁，这当然未能如愿；别不说，以当时情况，要把遗体从北京送到上海就不是易事。她葬礼按许广平意思举行，征得周作人同意，葬在北京她婆婆鲁瑞墓旁，坟上没有任何标记。
也许会有读者认为许广平决定过于因陋就简。但假如
们解许广平为人，就会知道这个决定没有丝毫不敬。许广平本人对自己死后遗体安排有这个希望：“尸体，最好供医学解剖化验，甚至尸解化为灰烬，作肥料入土，以利农业，绝无异言。”
尾声
朱安困境，可以反映大多数在新文化运动前已经成年女子所面对厄运。她们和上千年来先辈
样，生活要依赖家庭经济架构（首先是父家，然后是夫家），但古代女子可以通过婚姻和生育提升地位，传统家族架构虽然方面压抑女性，另方面也为已婚女子提供大家认可社会地位。在变革浪潮中，这份认可被粉碎，她们丈夫抛掉传统“贤良淑德”标准（亦即建立于家族关系标准），改用新规范来衡量她们。她们既然够不上新标准，就只有被抛弃。
朱安情况绝不是个最坏例子，和其他人相比，她可能还算运气好：她丈夫没有放弃道德责任，直承认她是周家分子，在经济上支持她。朱安所受打击是感情和心理上：她后半生日夜与新规范周旋，对身边新文化人和事其实都达到定解；但在这些新人物眼中，她永远是个外人，可能值得怜悯，却不受尊重。把她视为包袱，除她丈夫和他兄弟外，还有他朋友、门生和传记作者。“不够格”女性在以新文化规范写成历史中占什
地位，朱安是最佳说明。
这种歧视旧女性历史角度建基于偏见，并不真反映当事人个性和心态。虽然社会规范剧变令朱安无所适从，又不能不接受，但她始终保留着份尊严和品格，而她能承受打击原因，是她做人处世直遵守自小形成道德观，虽然活得困苦，但从来问心无愧，用她信中话说，是“宁自苦，决不苟取”。与此同时，她对于把她摒弃新世界也达到份相当深刻解。朱安晚年接受记者访问，谈到她和鲁迅及许广平关系时，有这样分析：
周先生对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人生，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极好，她懂得想法，她肯维持……她确是个好人。
精简几句话，充分显示她思维方式并不如般人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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