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制度
设计和基本运作力量，
源自对文化、政治、身份地位关注，
而非源自对追求最大获利关注。
19世纪欧洲人前来敲中国大门时，他们最大声疾呼要求之
，就是废除“朝贡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外国人必须以贡使姿态到北京朝觐，通过烦琐觐见礼仪，才能获准和中国通商贸易。欧洲人敌视这种制度，有部分源于朝贡外交象征着他们与中国不是平起平坐关系（当过美国国务卿、总统亚当斯[JohnQuincyAdams]甚至表示，要求外国使节跪拜才是鸦片战争“真正起因”），但他们也认为，朝贡制度替讲究实际贸易事务强行套上礼仪束缚，殊为可笑。19世纪西欧人，深信人天生就把追求经济收益视为第要务，他们认为，中国压抑人正常欲求乃是毋庸置疑事实，若能“打开”中国眼界，使其接受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观念，必能造福中国，甚至为此动用武力亦未尝不可。
但在朝贡制度下，浮夸虚华和务实精神果真格格不入？更仔细检视可知，两者其实相辅相成，但前提是要承认，经济活动始终是文化、社会实践里牢不可分环。
在清廷眼中，“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并不如今人所认知那
泾渭分明。清廷眼中世界，不是由主权各自独立，各有自己法律、习俗、相对较稳固疆界国家所组成世界。相反，他们认为普天之下只有个真正文明开化国家，即中国这个天朝上国，中国屹立于世，倚赖是适用于普天之下所有人法则和代表天庭统治全人类个统治者（中国皇帝，即“天子”）。由皇帝本人和他所任免文武百官直接治理子民，构成人类世界最内圈，他们按义务缴税，但也可能自愿（理论上这说）“上贡”。在局部同化土酋长或国王治下人，则构成第二圈（即使他们住在中国本土境内丘陵地里，周遭山谷里有中国人聚落和军营，亦然），这些人至少保有部分自己习俗、法律。他们常常派贡使进京上贡，中国z.府也鼓励他们与中国进行民间贸易，且贸易品几乎涵括所有商品。更外面又有圈，由同化程度更低统治者统治，他们进贡频率较低，收到中国所赏赐回礼较少，民间贸易所受限制较多。最外圈是“夷人”，他们对于中国中心观连口头上支持都不表示，遭完全排除于朝贡礼仪之外，若不是获准在两处边关从事非常有限贸易（18世纪英国是广东，俄国是恰克图），就是通过让自己商品混入别人贡品中，从事间接贸易（例如葡萄牙商品可能由暹罗国王买去，纳入献给中国皇帝贡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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