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欧洲
文艺复兴约有
千年，而现代发现尚属相当完整，这也可说是人类文化奇迹……敦煌壁画所绘之人物，可以考究隋、唐之衣饰制度，可以补唐末五代史书之阙文，
认为其历史考证之价值，重过艺术之欣赏！盖敦煌文化，不仅为中国文化，且为世界文化！”
张大千在敦煌临摹之余，通过调查研究完成
长达二十余万字《敦煌石室记》手稿（后更名为《张大千先生遗著莫高窟记》，1985年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对他所重新编号309个洞窟结构、大小、内容做文字说明和年代推断。20世纪70年代，他又发表篇万余字画论《谈敦煌壁画》，深入解析敦煌壁画对中国绘画影响。
张大千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也是功不可没。1941年10月5日，国民z.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来到敦煌莫高窟，会见张大千。张大千谈起对莫高窟现状与前景，极为痛心与担心，他向于右任提议，国家应赶快把莫高窟等收归国有，并立即建立起个保护机构。于右任非常赞同张大千提议，很快向国民z.府递交提案。[7]
向达先生是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专家。他治学严谨，成就卓越，堪称代宗师。[8]他《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史料目录学引论》《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几种资料》都是历史学和考古学重要著作。
向达先生早年翻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时就与敦煌结缘。1935年秋，他被派往欧洲调查和研究流散敦煌文书。他先是到英国影印及研究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在收藏许多东方善本书籍牛津大学鲍德里图书馆考察。考察期间，他克服种种困难和刁难，先后调查五百多卷敦煌文书，并做大量摘抄和笔记。他还到巴黎、柏林博物馆抄写敦煌吐鲁番文书。从1935年到1938年，他把所能看到敦煌文书都用工整秀丽小楷做详细抄录，写成目录提要，累计抄写数百万字，对重要卷子还拍照片。向达先生带回抄录资料，为后来国内敦煌学发展提供极为珍贵第手资料。
向达先生不仅是历史学家，还是敦煌俗文学拓荒者，[9]他利用敦煌卷子所做研究，为敦煌俗文学研究打下良好基础。沈从文特别提到过向达先生对俗文学研究贡献，他说向达先生研究对唐代白话小说发源于讲经中“俗讲”说，做出开拓性贡献。他生也为敦煌学做出不朽贡献。
向达先生曾在20世纪40年代初两次赴西北、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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