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做法都看作高压行为,因此声明,拒绝这种宽恕之举……将服满整个刑期。”由于这反抗行为,当局将她送到雅库茨克寒冷荒芜定居点。23
政治犯行政流放刑期有时会在没有任何解释情况下突然延长。1887年,叶戈尔·斯涅夫被行政流放到叶尼塞省乌祖尔村三年,他在那里忙于农耕。然而,在刑期结束时,他没有获释,而是“在没有得到任何警示或解释情况下”,根据东西伯利亚总督阿列克谢·伊格纳季耶夫命令被转移到另个地区。他写信给内政大臣德米特里·托尔斯托伊,要求解释刑期突然延长问题:“知道自己没有犯过可能招致这种惩罚罪行,而且,没有在农民中间传播任何颠覆性观念……如果说跟他们有联系,那只是因为们有共同经济利益。”斯涅夫抗议说,他已经在自己农场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而在新流放地,从事农业是根本不可能。他提出,国家补贴完全不够用,他现在正“遭受着严重困难”。但是总督办公室拒绝撤销延长斯涅夫行政流放期限命令,甚至拒绝对此给出任何解释。斯涅夫罪行、他行政流放期限延长三年原因以及他被转移到叶尼塞省另个地区做法在当局内部信函中写得清清楚楚。1889年9月,斯涅夫向内政大臣送去份请愿书,“尖锐批判z.府对待政治犯方式,并表达自己对他们同情”24。
尽管刑期会在没有解释情况下延长,但些被流放激进分子,如半个世纪前十二月党人,却矛盾地在西伯利亚找到比在故乡更大自由。国家监管相对薄弱,专业技术长期缺乏,负担过重、人手不足地方行政机构相对纵容,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在西伯利亚创造出种比在俄国城镇更加宽容气氛。“在这里,没有人会害怕说出自己想法。”契诃夫在1890年6月给家人封信中写道。“没有人会逮捕你,没有地方可流放你,因此你可以想怎自由就怎自由。”25许多人因为在俄国欧洲部分政治和公民激进主义而被流放,但他们却在西伯利亚发现追求他们经济、出版和教育关注点新机会。
行政流放者——其中有些人因为“政治上不可靠”而被放逐——甚至在西伯利亚官僚机构中找到会计、*员和巡视员工作。很多人开始研究学术,继续从事由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政治流放者开启调查西伯利亚地理和地质传统。这些政治人物m;主理想让很多人开始研究西伯利亚土著民族。有些人组织探险活动,探索外贝加尔地区和极北地区偏远地带,他们研究结果有利于西伯利亚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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