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并不总是同情他们
事业）人。如果
位*员坚持严格执行管理流放者和苦役犯法律，那
政治犯就会“在西伯利亚新闻界向他宣战”。迪卡列尔愤慨地说道：
仔细阅读《东方评论》或《西伯利亚公报》任何版面，就足以
解某位*员对待流放者是否严厉。众所周知，大多数报纸记者……都是行政流放者。此外，报纸有广泛读者群，所以即使是高级地方*员也会顾及报纸上内容。
听到人们在说：“你在报纸上看过他们做某某事吗？”34
有时候，*员们会因流放者而害怕，担心罪犯逃跑对他们事业和工作影响。35
被判处服苦役g,m者集中在西伯利亚监狱稳定群体中，这些人更加难以管理。1880年，内政部规定所有在欧洲监狱服苦役政治犯应转移到西伯利亚。对于政治罪犯而言，苦役判决事实上已经成为在西伯利亚某座监狱监禁。大多数人被送到涅尔琴斯克，男人被送到下卡拉监狱，妇女则沿着卡拉河到达河口处乌斯季-卡拉监狱。卡拉作为苦役场所重要性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直在下降，但在19世纪80年代，它在东西伯利亚监禁国家罪犯方面处于中心位置。1882年初，东西伯利亚有430名政治流放者；因重罪被判处服苦役123人都关在卡拉。36地方当局努力地应付着那些积极与*员对抗罪犯，正如则报告反映：
除极少数例外，政治苦役犯并不认为自己是罪犯。他们不仅不表示懊悔，相反，他们寻求切机会来表现自己优越性。结果，他们在与当局打交道时粗鲁又无礼；他们从来没有要求得到任何东西，但总是再地坚持要让他们要求立即得到满足。如果没有满足，他们就宣布“抗议”。他们总是没有合理理由地违反监狱纪律，只是为表达他们对当局蔑视……即使连*员提出最基本指示也会引发不受约束不服从和混乱场面，当然，这些煽动者总是能在整个监狱中寻获彻底支持和团结，这使得任何个人骚乱都会立即变成监狱范围动乱。37
有些监狱*员选择过种平静生活，实施不与政治犯为敌政策，答应他们大部分要求，给他们相当多自由和特权。下卡拉监狱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监狱负责人弗拉基米尔·科诺维奇执行就是种相对宽松管理模式，那里罪犯不用戴镣铐，不必参加工作，可以穿自己衣服，甚至能住在监狱以外私人小屋里。在封被拦截信件中，关在卡拉政治犯加夫里尔·贝洛茨维托夫描述当时情况：“苦役并不像在俄国人想象那糟……们都住在个监狱里……里面没有看守，这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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