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果然继任
太史令之职。他本想利用父亲所收集
资料以及宫中所收藏秘籍，立刻着手于那
件父子相传天职，但上任后却立刻被课以修改历法重任。他心无旁骛地整整干四年，终于在太初元年得以完成。随即，他便开始《史记》编纂，时年四十二岁。
其实，关于此书谋篇布局，他早已成竹在胸。根据他构思，他将采用种崭新形式，种与之前所有史书都不同形式。在以往史书中，就彰显道义性评判准则而言，当首推《春秋》，但就史实传承角度来看，他又觉得此书未免不尽如人意。他以为，既然是史书，就理当记录更多史实。比起道德训诫来，史实更为重要。至于《左传》和《国语》，倒是富于史实。尤其是《左传》，其叙事之巧妙，令人叹为观止。但二史并未对创造出历史个个具体人物深加探求。诚然，他们在历史事件中个人形象与表现，已被描绘得栩栩如生，可他们何以会有此作为？已有之史书在个个具体人物身世溯源方面还相当欠缺。对此，司马迁自然是不以为然。更何况，从前史书，其着眼点都在于如何让当代人解过去，而在如何让后世解当代方面，似乎太不关心。总之，司马迁想要东西，在现有史书里面是找不到。然而，现有史书究竟在哪方面不能令他满意呢？恐怕他自己也要到写出来之后才会真正清楚吧。应该说，早在批判已有史书之前，他就已经萌发要将郁积于胸中并不断跃动东西写出来强烈愿望。或者说，他批判，只能通过创新来表达。至于自己脑海中长久构思东西能不能称为“史”，他也并无自信。但是，无论能不能称为“史”，这些东西也都是不得不书写下来（无论是对于世人，还是对于后世而言，都是必需。尤其是对于自己来说，更是不得不写）。对于这点，他倒是充满自信。他效仿孔子，采取“述而不作”之方针。但是，在“述”和“作”具体内容上，他与孔子是大不样。对于司马迁而言，仅仅是写成事件罗列式编年体，是不能算作“述”；而妨碍后人解史实，过于偏向道义性判断，则应该归入“作”之范畴。
此时，汉朝平定天下以来已经传至五代[7]，历时已有百年，之前因始皇帝反文化政策而湮灭或隐匿起来书籍，也终于开始重见天日，文运将兴郁勃之感十分强烈。不仅仅是大汉朝廷，整个时代都在期待着史书出现。就司马迁个人而言，父亲临终遗言激励伴随着他自身学殖、眼力与笔力提高，正在不断地发酵之中，件浑然天成伟大作品仿佛已呼之欲出。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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