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景德镇坚固设防，布有重兵。毕金科率
千饥疲之卒贸然来攻，结果全军覆没，毕金科也丧命其地。曾国藩得知后又痛惜又气愤。咸丰九年（1859）六月湘军终于攻陷景德镇后，曾国藩在毕金科丧命之处立下块石碑，亲为撰写碑文，其中有“内畏娼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29)等语。这不只是表达对毕金科
痛挽，也是为抒发自己心中多年块垒。
曾国藩在江西数年之间步步荆棘，处处碰壁。他后来在给朋友信中回忆说：“江西数载，人人以为诟病。”(30)又形容当时苦况说：“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求夺此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31)他无时不想挂冠而去，“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32)。但时势之危与圣人之教又不容许，只好百般隐忍，甘受煎熬，常年寸心如焚。“虹贯荆卿之心，而见者以为*氛而薄之；碧化苌弘之血，而览者以为顽石而弃之。古今同慨，
岂伊殊？屈累之所以沉，而万世不复返顾者，良有以也。”(33)委屈痛苦，溢于笔端。他甚至这样对好友刘蓉说：“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34)种种不平之鸣，证明这是他生中精神最痛苦时期之。
正在曾国藩痛苦万分之时，咸丰七年（1857）二月十日，曾国藩忽然接到父亲曾麟书于二月四日去世讣告。这个噩耗此刻倒成
摆脱困境天赐良机。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并且不等皇帝回复，把军队抛在江西，径自回到湖南老家。作为领兵大臣，不待批准即离开军营，本来是要获罪。只是由于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反复为他说情，咸丰皇帝才免于追究，并且给假三个月，让他在家治丧。
咸丰七年五月，曾国藩假期将满，他不想再过客位虚悬日子，遂奏请在家守三年之制。皇帝当然不会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在回复中催他立刻回到军中。曾国藩于是向咸丰皇帝摊牌，给皇帝上道奏折，股脑儿地把自己压抑已久愁苦愤懑都说出来，期望皇帝会体谅他苦衷，授予他职权。
他在这封叫《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著名奏折中将官场潜规则说得很清楚。
他说，带兵打仗，必须依靠地方*员支持。“至于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何不经州县之手？”但地方*员只认他们权力体系内运转规则，只听能掌握他们升迁权力者话。他名义上为“部长”级*员，而“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已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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