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们又把
生
扁豆定额都吃超。这年，迁到重庆教授等于都受
降职处分，因为物价上涨百分之千四百。半茶勺猪油和酱油拌进米饭，就等于吃红烧蹄膀。而能吃到这样“红烧蹄膀”，全学校没有几个人，陆教授是其中人，因此他是人们热门话题。
陆教授还因为别原因做人们热门话题。除在学生里蛊惑自由主义，m;主主义，陆教授还不按照教育部审定教案教学，而是按照自己脑子带来课本上课。学校秘密特务把焉识举报上去。
1942年2月，阴历年之后，几个人来到学校，把焉识叫到刚返青蔬菜农场田垄上。客气还是客气，甚至马屁哄哄，说陆教授非凡人之才，据说把四国语言都讲得像家乡话。焉识还是他那个随和贯形象，“哪里哪里、过奖过奖”地作答。对方接下来问，不知道陆教授有没有很清楚概念，抗日期间，教育中政治理想非常重要。本人不教政治，本人是教美国文学、法语和德语。那
，教育部陈立夫部长规定教案审查制度，陆教授有什高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敢有高见。
几个人跟焉识谈话进行得极其窝囊，跟重庆春天样，不干不湿，不阴不阳。最后那个领头人警告焉识，所有教员教案必须报批，不经批准教案是犯规教学。大学学生思想本来就极不卫生，有自由、m;主蛊惑马上感染成病。所以陆教授最好把教案上报审批。
焉识告诉他们，他没有教案，连教科书也没有；他是根据自己记忆里教科书来授课。那教科书呢？丢。1937年就丢，跟学校许多书籍、教具块丢在从上海内迁途中。1937年大迁徙从上海开始，逆江而上，又因武汉临危而再次迁徙。许多内迁工厂和学校在途中就冲突起来，兵工厂人抄出枪支炸弹。没有人肯让步，没有人肯牺牲、割舍，每个人都把自己携带看成是绝对必须。甚至破旧窗框门框也比教授们教课书籍更必须。几百名纤夫拉着每个强势者“必须”，扔下都是文弱者身家性命，从狭窄江水逆流而上，相当壮观。那样壮观情景也是充满无耻，人必须有赖无耻以在船上多占点位置，多抢口水，多吞口干粮。到重庆，每艘船上都抬出若干具尸体，那都是生前不够强壮也不够无耻。对不起，诸位，扯远。不过，这就是对无教科书授课说明。
几个特务走。临走仍然客客气气：慢走，不送。陆教授请留步。焉识想，冲突不过如此：人们本来分散在全国各地，现在几乎都集中到西南，因此政治是浓缩政治，政治恐怖也提炼浓度，神经质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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